伏羲发造化之秘，而寓之卦画，忧天下后世之荒于无也；孔子就阴阳卦画上推出太极来，又惧天下后世之锢于有也。荒于无则舍人言天，入于谶纬，而人事废；锢于有则舍天言人，出于智巧，而天道泯。二者皆非体用一源之学也。是以圣人既以形而上者载之《易》矣。子贡又曰：「性与天道不可得闻」。其抑扬反覆之微旨深矣。朱子谓：「先圣教人就逐事上说，合凑将来，即归大处」。濂溪却就大脑头上发出，使人透体。便知二者各有所指，其原则一而已。上天下地曰宇，孰有大于天地者。往古来今曰宙，孰有远于古今者。愚谓大者天地，一者太极。一则久，久则大。宇宙之间，孰有加于此哉。是故一而大谓之天，天包地外，乾以一画而包坤地之二，是为三数言天，则三才在其中矣。识一阴一阳之谓道，则人之仁义，地之刚柔，不言可知。兹不揆陋庸，妄缵辑先儒要语，成二十五篇，上合天数，以理为经，以气为纬。自太极而下，判为天地，灿为日月星辰，分为四时五行，隐于河洛之精微，散于大易之象数。古今往来，人物聚散，屈伸相禅，消息盈虚之为千万变，不过曰通于昼夜。而知其说皆祖濂洛以来及儒先绪馀，镕铸其语言意脉，以为之辞，非敢角而驰也。虽蠡测管窥，未易精博，掇其大者书之，使世之言天者，知太极本不离于阴阳，阴阳亦不离于太极，物物赋受之中，莫匪造化流行之妙。故曰明于天地之性，而不惑于神怪，君子之学，孰有大于此哉。知此则识向上根源矣。若夫星垣玄漠，躔度隐微，言某事则某应，此固司天者之事。若以五行阴阳太极求之，亦吾儒性分内事也。昔人有言：「理究伊川，数穷康节」。如诣其极，则亦一而已矣，惟穷理尽性至命之君子得之。孔子，大圣人也，犹曰「好古敏求」又曰「不知老之将至」。其所以忘食忘忧者，果为何事？况下于圣人万万者哉。愚也未之有得，是有望于当世之博雅君子也。庚寅岁长至日，紫阳后学鲍云龙序。

道不在名，亦不在利，非恶于名与利也，为其一累于名利，则且将役于物而丧其所守，以至于犯非义。是以君子之与人，必观其能穷，而人之所以志于学者，必在乎能处穷，非穷能得道也，盖将穷而学，学而不至于犯非义，此道之所以得也。夫有所不为，然后能固穷。能固穷，然后能外名利而志于学。是以七十子之徒，仲尼独称颜回。而回也屡空，一箪食，一瓢饮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忧。原宪累然处穷阎之下，子贡结驷连骑，排藜藿过之，一言之失，则终身愧耻。若子贡，亦可谓誇矣。然世之语学者，不与子贡，而与回、原宪，是恶乎名与利也。后之穷而能学，学而以文名者，莫如董仲舒、司马迁、刘向、韩愈。考其言以观所行，无一不合于义者，非独文辞之工也。然仲舒困于忌，马迁困于刑，刘向困于谗，韩愈困于逐，四人者，皆不以贫贱易其志，困穷而改其操者也。故读其文，得其为人。唐之士以文取高位而贵显于时，如苏味道，沈佺期、宋之问、柳子厚之徒，不可胜数，然不役于道而役于富贵，故务得而不务学，能进而不能退。其文虽存于世，而学者以其人故莫之贵尚。是岂有恶于彼哉？夫人之为文，所以名言，而言所以行其志。志在于学，则其文理；志在于利，则其文浮。此其得失较然可见而不可诬者也。世之浮浅之士，急于功名富贵之途，而重有饥寒冻馁之患，辱身蒙垢，以求媚于世，何哉？余少而学，长而仕，非能忘名利者也，亦非穷而恶乎不穷者也，盖将穷而仕，仕而学，以期于不犯义。故集其所尝为文，而名之曰《固穷》，且以见其志尔。政和改元七月十日，丹山彭俊民序。

论曰：传道而得不传之传，非此心之迭相遇不能也。夫道何尝一日不可传哉，特患乎未有所遇尔。奚为遇？以我之有，近彼之有。耳不可得而闻，所以闻者心也。闻以心，故闻虽在于已传之后，而知则在于未传之先矣。是之谓遇。遇则不相拒，不遇则不相受。不相受而求以相传，虽终日相接而恍若无知者，而又安可以不闻闻之也？圣人迭出，而为吾道宗主，不有遇之，何以传之？苟遇矣，非以道传道，以心传道也。是虽上下数百载间，謦欬寂寥，影响不接，而一脉贯通，固已领会于无言之表，又何必口授耳听而后谓之闻，目击首肯而后谓之知也哉！孟轲氏七篇之终，论汤、文、孔子相去五百馀载，皆谓其闻而知之，岂不以汤、文、孔子之闻道虽在五百载之下，汤、文、孔子之知道则在于五百载之上？向使汤之心而不迭与尧舜遇，文王之心而不迭与汤遇，孔子之心而不迭与文王遇，何以一闻之顷，而遽知此道若是之微耶？遇之于心，万古如一日；不遇于心，勿求于闻可也。此不传之传所以为传之妙也。汤、文、孔子闻知如何，请得以广其说。尝读韩子《原道》一编，观其论列圣相承所传之道，有曰「尧以是传之舜，舜以是传之禹，禹以是传之汤，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，文武周公传之孔子。窃怪夫尧舜禹聚会精神于一堂之上，文武周公启佑继承于一家之中，其见亲见，其言亲言，固可谓之传矣。汤文相去，世代逾远，周孔穷通，声迹已殊，而亦谓之传何欤？吁！此其所以为不传之传也。天下之事，从其有而近其有则易，取其无而纳以有则难。况以道相传，而传于不相遇者耶！举珠玉以授无指，而责其不玩；指日月以示无目，而责其不仰，可乎？若夫手与目具者，惟恐吾之不授不示也，授则受、示则睹矣。不惟授而后受、示而后睹也，虽不授之，犹将取之，虽不示之，犹将窥之。何则？彼固有以遇之也。手与珠玉遇，则其取不可禁；目与日月遇，则其睹不可闭。大哉遇乎，其吾道一脉之所系乎！夫心不遇焉，虽同堂合席，何啻藩墙尔汝之不相入；心苟遇焉，将神交意契于千万世之下，而又安有毫发之差也。何也？遇而非传也。夫惟遇而非传，是以传而必遇。世固有终身疲道路，或不尽知其险要；而指山画谷者，乃得于不出户之儒。把手论交情者，或不尽知其辞色；而洞见肺腑者，乃出于未倾盖之士。此所谓遇之真也。汤之于尧舜，文王之于汤，孔子之于文王，其殆迭相遇之真欤！不然，何其遇而顺、顺而契也？彼其所谓遇者，非谓前者之言能启人，而后者之听能听人也。言而能启人之听也，则丹朱听之矣，商均听之矣，管蔡之徒听之矣，何为不传之父子兄弟，而传之五百载之后也？然则前圣之传，传不以言；后圣之传，传不以耳。传不以言，则言者心也；传不以耳，则耳者亦心也。以前圣之心触后圣之心，是惟无合，合则遇矣。精一允执，尧舜未尝口以授之汤也，而执中之旨，汤自与尧舜不约剂而合。则汤之心，其所以知尧舜者久矣，汤与尧舜固一遇也。日新又新，汤未尝口以语之文王也，而不已之运，文王自与汤不符玺而契。则文王之心，其所以知汤者素矣，文王与汤又一遇也。作爻重《易》，文王未尝口以告之孔子也，而《系辞》之作，孔子自与文王不印券而侔。则孔子之心，其所以知文王者非一日矣，孔子与文王又一遇也。不求尧舜于尧舜，而求此心之尧舜；不求汤于汤，而求此心之汤；不求文王于文王，而求此心之文王。则遇者真，而传亦得其真矣。五百载之前，此一道也；五百载之后，亦此一道也。已往之圣，此一道也；未来之圣，亦此一道也。有先知焉，知则无先；有后知焉，知则无后。此不传之传所以常闻于不闻之闻也。昔子贡常有言曰：「夫子之文章，可得而闻也；夫子之言性与天道，不可得而闻也」。夫文章性天，本非二道，子贡闻之以耳，而不闻之以心，此所以但知文章之可闻，遂谓性天之不可闻也。性天之外，岂有所谓文章也哉？吾甚悲夫子贡日与夫子相接，而日与夫子不相遇也。若夫如愚之回，则领会之固已久矣。无他，回之心与夫子遇也。赐如回，则闻一以知十矣；参如回，则无《孝经》矣；门人如回，则无《论语》矣；人人皆如回，则无六经矣。有经而道犹不传，何也？呜呼！文王之后有孔子矣，孔子之后，斯道散于百家，荡于末流耶。朋邪诐异，幅裂鼎沸，莫敢谁何，不有孟子，孰从而嗣其脉哉！其曰：「我欲正人心、息邪说」。又曰：「我欲承三圣」。此时此心，盖不特与孔子遇，且与文王遇；不特与文王遇，且与汤遇、与尧舜遇矣。「无有乎尔」，自知何甚明，而自任何甚毅耶！轲之闻盖异乎人之所闻矣，不然，《原道》何以复继之曰「孔子传之孟轲」？然轲死不得其传之言，则又验矣，吾亦未敢以是而疵韩子之说也。吾尝谓道之传与不传，系乎心之遇与不遇；而心之遇与不遇有天焉，君子不徒谓人也。何者？道之大原出于天，天无心，以道为心，圣人无心，以天为心。惟其以天为心，故亦与天相遇。五百载而圣人始生，非圣人之难遇也，心之难遇也；非心之难遇也，天之难遇也。故曰：「孔子闻诸文王，文王闻诸汤，汤闻诸尧舜，尧舜闻诸天」。各五百载而始以心遇，天岂啬其遇哉？吾是以益悲夫此心之难遇，而圣人之不世出也。吁，圣人虽不世出，岂无迭遇圣人之心于千百世之下者？谨论。

于虖！有吴延陵君，子之葬（碑拓本，又见《淳化帖》《绛贴》，字数次第不同。季子聘上国，丧子于嬴博之间，见《檀弓》。此盖孔子使子贡观葬后题字。读此当以「于虖」句，「有吴延陵君」句，「子之葬」句。唐宋人不识篆文，释葬为墓，非也。）。

诸称富者，非贵其身，得志也，乃贵恩覆子孙，而泽及乡里也。黄帝设五法，布之天下，用之无穷，盖世有能知者莫不尊亲，如范子可谓晓之矣。子贡吕不韦之徒颇预焉。自是已后无其人，旷绝三百有馀年，管子设轻重九府，行伊尹之术，则桓公以霸，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。范蠡为越相，三江五湖之间，民富国强，卒以擒吴，功成而弗居，变名易姓，之陶自谓朱公，行十术之计，二十一年之间，三致千万，再散与贫（《御览》四百七十二、《困学纪闻》二十。）。

臧孙行猛政，子贡非之曰：「夫政，犹张琴瑟也，大弦急，则小弦绝矣。是以位尊者德不可以薄，官大者治不可以小，地广者制不可以狭，民众者政不可以苛。独不闻子产相郑乎？其抡材惟贤，抑恶而扬善，故有大略者不问其所短，有德厚者不非其小疵。其牧民之道，养之以仁，教之以礼，因其所欲而与之，从其所好而劝之，赏之疑者从重，罚之疑者从轻（《艺文类聚》五十二）」。

臧孙鲁大夫，行猛政，子贡非之曰：「夫政，犹张琴瑟也，大弦急，则小弦绝矣。故曰罚得则奸邪止，赏得则下欢悦，子之贼心见矣。独不闻子产之相郑乎，推贤举能，抑恶扬善，有大略者，不问其短；有厚德者，不非小疵。家给人足，囹圄空虚。子产卒，国人皆叩心流涕，三月不闻竽琴之音，其生也见爱，死也可悲，故曰德莫大于仁，祸莫大于刻。今子病而人贺，子愈而人相惧，曰嗟乎，何命之不善。子又不死」。臧孙惭而避位，终身不出（《陈宠传》注，已上皆《后汉书》。）。

子贡曰：「子产死，国人闻之，皆叩心流涕曰：『子产巳死，吾将安归』？皆巷哭（李善《文选注》三十七）」。

乃者诏下，止诸侯朝者，寡人惨然不知所出。子高素有颜冉之资，臧武之智，子贡之辩，卞庄子之勇，兼此四者，世之所鲜。既开端绪，愿卒成之。求朝，义事也，奈何行金钱乎（《汉书·宣元六王传》）！

天下之物理，其始若不可究，其终必有所归。星之经躔次舍，合散犯守，纷错陵乱，莫得而悉，然所统者北辰也。水之东西曲折，源长派广，聚为四渎，离为百川，荡溢汎决，莫得而测，然所赴者海也。途之远迩上下，险艰易直，或向秦、蜀，或通吴、楚，舟车人迹，莫得而穷，然所会者中国也。一言而可以尽天下之物理者，盖知其归也。言乎规，则天下之圆者不能遗矣；言乎矩，则天下之方者不能外矣。方圆者，归于规矩而已也。道德仁义者，其微发于神明，其著极于万物，幽及于鬼神，明见于礼乐，笼络万世之前，驰骋千载之外，弛张变化，于天地同，其归可得而知欤？以宗主言之，则止乎圣人也；以法度言之，则存乎皇极也；总其大分而言之，则谓之名教也。名教者，虽无知不肖之人，可以纳诸其中，而贤智才能之士，不可出乎其外也，豪说侈论，又安得而过乎！仲尼尝谓：「博学于文，约之以礼，可以弗畔」。其称道前古之君，则以尧为巍巍荡荡，舜为恭己而治，禹为无间然。卫灵公问陈，则对以俎豆；子贡欲弃信，则答以去兵。夫以天纵之圣，生知于道，则固能放言高议，恢其端于无垠，神其用于不测，谓天下之治，皆出于我矣，而乃曰以礼约文，则「可以弗畔」，而又推尊尧、舜、禹之善如此。夫以徬徨天下，欲伸其道，以济斯民之心，则固宜举一切便利之事，求合于时，然后得奋其志矣，而乃问陈答礼，贵信贼兵，其言之不茍，则又如此。得非以道德仁义之大分，归于名教，而不可越其外乎！名教之不可越，故博学者必约以礼，尧、舜、禹必为后世之所推尊，君子之言，必无所茍也。孟子奔走战国，开说诸侯，而善必称尧、舜，政必陈三代，养生送死必条其详，其迹虽类迂阔，其心则仲尼无异焉。惜乎荀卿之不出于此，而务为豪说侈论，往往越于名教之外，而不知其归也。为仁义礼乐之宗主，万世仰而师之者，圣人也，荀卿曰：「尧、舜、蹠，其性一」。又曰：「礼义生于圣人之伪」。则万世安所师乎？为二帝三王之法度，万世推而仿之者，皇极也，荀卿曰：「有治人，无治法」。又曰：「欲观先王之迹，则于后王」。彼治而无法，不本于先王，而本于后王，则万世安所仿乎？失其宗主，忘其法度，则必越于名教之外也。越于名教之外，则何为而不妄哉！斯言也，未足以适当时天下之用，而足以启后世天下之害也。立说好异，誇辨太过，而不知其归也夫。

臣前献瞽言，未蒙诏报，不胜愤懑，冒死复陈。愚夫策谋，有益于政道者，以合人心而得事理也。凡人情，忽于见事而贵于异闻。观先王之所记述，咸以仁义正道为本，非有奇怪虚诞之事。盖天道性命，圣人所难言也。自子贡以下，不得而闻，况后世浅儒，能通之乎！今诸巧慧小才伎数之人，增益图书，矫称谶记，以欺惑贪邪，诖误人主，焉可不抑远之哉！臣谭伏闻陛下穷折方士黄白之术，甚为明矣；而乃欲听纳谶记，又何误也？其事虽有时合，譬犹卜数只偶之类。陛下宜垂明听，发圣意，屏群小之曲说，述《五经》之正义，略雷同之俗语，详通人之雅谋。又臣闻安平则尊道术之士，有难则贵介胄之臣。今圣朝兴复祖统，为人臣主，而四方盗贼未尽归伏者，此权谋未得也。臣谭复观陛下用兵，诸所降下，既无重赏以相恩诱，或至虏掠夺其财物，是以兵长渠率，各生狐疑，党辈连结，岁月不解。古人有言曰：「天下皆知取之为取，而莫知与之为取」。陛下诚能轻爵重赏，与士共之，则何招而不至，何说而不释，何向而不开，何征而不克！如此，则能以狭为广，以迟为速亡者复存，失者复得矣（《后汉·桓谭传》）。

子贡问蘧伯曰：「子何以治国」？答曰：「弗治治之（《意林》）」。

或言：「往者公卿重臣缺，而众人咸豫部署，云：『甲乙当为之』。后果然。彼何以处知而又能与上同意乎？孔子谓子贡亿则屡中。今众人能与子贡等乎」？余应曰：「世之在位人率同辈，相去不甚胶著。其修善少愈者，固上下所昔闻知也。夫明殊者视异，知均者虑侔，故群下之隐，常与上同度也。如昔汤、武之用伊、吕，高宗之取傅说，桓、穆之授管、宁、由、奚，岂众人所识知哉！彼群下虽好意措，亦焉能责斯以可居大臣辅相者乎？国家设理官，制刑辟，所以定奸邪，又内量中丞御史以正齐毂下，故常用明习者，始以欲」（有脱误）分正法，而终乎侵轻深刻皆务酷虐过度，欲见未（当有误）尽力而求获功赏，或著能立事而恶劣弱之谤。是以役以棰楚，舞文成恶，及事成狱毕，虽使皋陶听之，犹不能闻也。至于言语小故，陷致人于族灭，事诚可悼痛焉。渐至乎朝廷，时有忿悁，闻恶弗原，故令天下相放，俱成（疑有脱）惑，讥有司之行深刻云：下尚执重，而令上得施恩泽。此言甚非也。夫贤吏正士为上处事，持法宜如丹青矣。是故言之当，必可行也；罪之当，必可刑也。如何苟欲阿指乎？如遭上忽略，不宿留而听行其事，则当受强死也。哀帝时，待诏伍客，以知皇（当作「星」）好方道，数召（当有「见」字）。后坐帝（「帝」字衍）事下狱。狱穷讯，得其宿与人言，汉朝当生勇怒子如武帝者，刻暴。以为先帝为怒子，非所宜言，大不敬。夫言语之时，过差失误，乃不足被以刑诛。及诋欺事，可无于不至罪？《易》言「大人虎变，君子豹变」，即以是论谕人主，宁可谓曰：「何为比我禽兽乎」？如称君之圣明与尧、舜同，或可怒曰：「何故比我于死人乎」？世主既不通，而辅佐执事者复随而听之，顺成之，不亦重为矇矇乎（《群书治要》）？

子贡对齐景公曰：「臣之事仲尼，譬如渴而操杯器，就江海饮，满腹而叠右江海之深（《文选·运命论》注，《头陀寺碑文》注）」？

夫历《春秋》者，天时也，列人事而目以天时。传曰：「民受天地之中以生，所谓命也。是故有礼谊动作威仪之则以定命也，能者养以之福，不能者败以取祸」。故列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之事，以阴阳之中制其礼。故春为阳中，万物以生；秋为阴中，万物以成。是以事举其中，礼取其和，历数以闰正天地之中，以作事厚生，皆所以定命也。《易》金火相革之卦曰「汤武革命，顺乎天而应乎人」，又曰「治历明时」，所以和人道也。

周道既衰，幽王既丧，天子不能班朔，鲁历不正，以闰馀一之岁为蔀首。故《春秋》刺「十一月乙亥朔，日有食之」。于是辰在申，而司历以为在建戌，史书建亥。哀十二年，亦以建申流火之月为建亥，而怪蛰虫之不伏也。自文公闰月不告朔，至此百有馀年，莫能正历数。故子贡欲去其饩羊，孔子爱其礼，而著其法于《春秋》，经曰：「冬十月朔，日有食之」。传曰：「不书日，官失之也」。天子有日官，诸侯有日御，日官居卿以底日，礼也。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，言告朔也。元典历始曰元。传曰：「元，善之长也」。共养三德为善。又曰：「元，体之长也」。合三体而为之原，故曰元。于春三月，每月书王，元之三统也。三统合于一元，故因元一而九三之以为法，十一三之以为实。实如法得一。黄钟初九，律之首，阳之变也。因而六之，以九为法，得林钟初六，吕之首，阴之变也。皆参天两地之法也。上生六而倍之，下生六而损之，皆以九为法。九六，阴阳夫妇子母之道也。律娶妻而吕生子，天地之情也。六律六吕，而十二辰立矣。五声清浊，而十日行矣。传曰「天六地五」，数之常也。天有六气，降生五味。夫五六者，天地之中合，而民所受以生也。故日有六甲，辰有五子，十一而天地之道毕，言终而复始。太极中央元气，故为黄钟，其实一龠，以其长自乘，故八十一为日法，所以生权衡度量，礼乐之所繇出也。经元一以统始，《易》太极之首也。春秋二以目岁，《易》两仪之中也。于春每月书王，《易》三极之统也。于四时虽亡事必书时月，《易》四象之节也。时月以建分至启闭之分，《易》八卦之位也。象事成败，《易》吉凶之效也。朝聘会盟，《易》大业之本也。故《易》与《春秋》，天人之道也。传曰：「龟，象也。筮，数也。物生而后有象，象而后有滋，滋而后有数」。

是故元始有象一也，春秋二也，三统三也，四时四也，合而为十，成五体。以五乘十，大衍之数也，而道据其一，其馀四十九，所当用也，故蓍以为数。以象两两之，又以象三三之，又以象四四之，又归奇象闰十九及所据一加之，因以再扐两之，是为月法之实。如日法得一，则一月之日数也，而三辰之会交矣，是以能生吉凶。故《易》曰：「天一地二，天三地四，天五地六，天七地八，天九地十。天数五，地数五，五位相得，而各有合。天数二十有五，地数三十，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，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」。并终数为十九，《易》穷则变，故为闰法。参天九，两地十，是为会数。参天数二十五，两地数三十，是为朔望之会。以会数乘之，则周于朔旦冬至，是为会月。九会而复元，黄钟初九之数也。经于四时，虽亡事必书时月。时所以记启闭也，月所以纪分至也。启闭者，节也。分至者，中也。节不必在其月，故时中必在正数之月。故传曰：「先王之正时也，履端于始，举正于中，归馀于终。履端于始，序则不愆；举正于中，民则不惑；归馀于终，事则不悖」。此圣王之重闰也。以五位乘会数，而朔旦冬至，是为章月。四分月法，以其一乘章月，是为中法。参闰法为周至，以乘月法，以减中法而约之，则六扐之数，为一月之闰法，其馀七分。此中朔相求之术也。朔不得中，是谓闰月，言阴阳虽交，不得中不生。故日法乘闰法，是为统岁。三统，是为元岁。元岁之闰，阴阳灾，三统闰法。《易》九厄曰：初入元，百六，阳九；次三百七十四，阴九；次四百八十，阳九；次七百二十，阴七；次七百二十，阳七；次六百，阴五；次六百，阳五；次四百八十，阴三；次四百八十，阳三。凡四千六百一十七岁，与一元终。经岁四千五百六十，灾岁五十七。是以《春秋》曰：「举正于中」。又曰：「闰月不告朔，非礼也。闰以正时，时以作事，事以厚生，生民之道于是乎在矣。不告闰朔，弃时正也，何以为民」？故善僖「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，日南至，公既视朔，遂登观台以望，而书，礼也。凡分至启闭，必书云物，为备故也」。至昭二十年二月己丑，日南至，失闰，至在非其月。梓慎望氛气而弗正，不履端于始也。故传不曰冬至，而曰日南至。极于牵牛之初，日中之时景最长，以此知其南至也。斗纲之端连贯营室，织女之纪指牵牛之初，以纪日月，故曰星纪。五星起其初，日月起其中，凡十二次。日至其初为节，至其中斗建下为十二辰，视其建而知其次，故曰「制礼上物，不过十二，天之大数也」。经曰春王正月，传曰周正月「火出，于夏为三月，商为四月，周为五月。夏数得天」，得四时之正也。三代各据一统，明三统常合，而叠为首，登降三统之首，周还五行之道也。故三五相包而生。天统之正，始施于子半，日萌色赤。地统受之于丑初，日肇化而黄，至丑半，日牙化而白。人统受之于寅初，日孽成而黑，至寅半，日生成而青。天施复于子，地化自丑毕于辰，人生自寅成于申。故历数三统，天以甲子，地以甲辰，人以甲甲。孟仲季叠用事为统首。三微之统既著，则五行自青始，其序亦如之。五行与三统相错。传曰「天有三辰，地有五行」，然则三统五星可知也。《易》曰：「参五以变，错综其数。通其变，遂成天下之文；极其数，遂定天下之象」。太极运三辰五星于上，而元气转三统五行于下。其于人，皇极统三德五事。故三辰之合于三统也，日合于天统，月合于地统，斗合于人统，五星之合于五行，水合于辰星，火合于荧惑，金合于太白，木合于岁星，土合于填星。三辰五星而相经纬也。天以一生水，地以二生火，天以三生木，地以四生金，天以五生土。五胜相乘，以生小周，以乘《乾》《坤》之策，而成大周。阴阳比类，交错相成，故九六之变登降于六体。三微而成著，三著而成象，二象十有八变而成卦，四营而成易，为七十二，参三统两四时相乘之数也。参之则得《乾》之策，两之则得《坤》之策。以阳九九之，为六百四十八，以阴六六之，为四百三十二，凡一千八十，阴阳各一卦之微算策也。八之，为八千六百四十，而八卦小成。引而信之，又八之，为六万九千一百二十，天地再之，为十三万八千二百四十，然后大成。五星会终，触类而长之，以乘章岁，为二百六十二万六千五百六十，而与日月会。三会为七百八十七万九千六百八十，而与三统会。三统二千三百六十三万九千四十，而复于太极上元，九章岁而六之为法，太极上元为实，实如法得一，阴阳各万一千五百二十，当万物气体之数，天下之能事毕矣（《汉书·律历志》上：向子歆，作《三统历》及谱以说《春秋》，推法密要，故述焉。案《律历志》下，仅末一条系班固所补，其全卷皆《三统谱》也，文多不录，褚少孙《历术》以下放此。）。

问《雍也》仁而不佞，《集注》仁「道至大，全体不息」段。

仁，惟此心纯是天理之公，而绝无一毫人欲之私以间之，乃可以当其名。《集注》所谓「全体」云者，非指仁之全体而言，乃所以全体之也。仲弓又不止「日月至焉」之地位。

问：颜子具体与全体，如何分别？

具体之「体」，实字，乃以成人身体譬之；全体之「体」，虚字，旨意自不同。

问「夫子之文章」。

文是条理相错，章是彰着可观。

问文章、性、天道。

文章固是性、天道之发，然圣人教不躐等，平时只是教人以文章，到后来地位高，方语以性、天道尔。

问：令尹子文、陈文子未知，焉得仁段。

此处论仁以当理而无私心，正以其事言，未可开看。

问：三仁，微子先去，比干继死，箕子后为奴。

按《史记》，是时箕子先谏，纣囚之为奴，箕子因佯狂受辱，佯狂非本意也。比干继而谏，纣杀之；微子乃去周，以存宗祀尔。

问三仁、夷、齐、颜子、仲弓、子路等，及《宪问》等仁。

仁，一也，而言之不同。以理言，则心德之全，而天理之公也；以心言，则此心纯是天理之公，而无一毫人欲之私者是也；以事言，则当理而无私心之谓。若颜子、仲弓、子路、冉有、公西华，及《宪问》等章之所谓仁，则以此心纯是天理之公，而无一毫人欲之私者言之，若三仁、夷、齐，与子文、文子等章之所谓仁，则以当理而无私心者言之。然以心言者，是以平日统体言之也。以事言者，是于临事变中因以观其心体之云尔，非姑指一事而言，其实亦非有二义也。

问子文不能无喜愠，文子不能无怨悔，与克伐怨欲不行，及夷、齐、三仁相反段。

圣人于子文，大概以所仕、所已、所告者，未必皆出于天理而无私，故不得谓之仁，非专以无喜愠者论也。文子大概以洁身去乱，其心未能果见理义之当然，而有失正君讨贼之义，故不得谓之仁，非专以反国而未能无怨悔者论也。与《宪问》章意自不同，而三仁、夷、齐，只是一样心，又不可分高下。

问「一事可谓之仁」段。

仁者心德之全，其道至大，非全体而不息者，不足以名之，非可指一事而言。若三仁、夷、齐之仁，是于大变中做事，见其当理，而全无私心之谓。若子张之问子文、文子，则又但以其一事之小者，而欲信其大者则不可也。

问二子事，圣人为之亦曰忠清，与比干之忠，见得便是仁段。

圣人之心，浑然天理，流行通贯，固无一事之非仁。若但指其忠清一事，而遂以为仁则不可。若比干之忠，而谓之仁者，是于此见其心之所存者皆天理之正，而无毫发私欲之为累尔。非指忠之一事而名之也。

问「君子务穷理而贵果断」段。

理之明则是非判，断之果则从违决、此又工夫最切处。

问程子谓「微生所枉虽小，而害直为大」。

程子之意恐只是以乞醯之事至小，而害乃心术，则为大也。

问：足恭等可耻，有甚于穿窬。

穿窬者之志，不过阴取货财而止。若此二者，过謟以事人，慝怨而面交，其所包藏，岂止于取货财之谓邪？故可耻有甚于穿窬也。

问「雍也可使南面」段。

宽洪，只就仁字见之；简重，则就不佞及居敬行简见之。然此须看宽洪、简重乃君人当然之常度，仲弓特于此有合焉，非专就仲弓起此意。

问「不迁怒」段。

更看理所当怒而不在血气，则伸缩由我，自是不迁。若怒自己起，而不由于理，则气不能平，必至于移甲加乙。

问「不贰过」。

有心背理谓之恶，无心失理谓之过。过者误也，不必拘定，以为只在心术念虑之间不贰云者，只是不再作。若念虑间觉得为过，则便克了此念，更不再作；若于行上觉得为过，则便克了此行，更不再作。只如此看甚明白，不必过为支离也。

问颜子好学论。

其本也真，而静只就人说其未发也，五性具焉，亦只一套接去。真只是理，即所谓五性者，静亦即是未发尔。情循性而发则善，不循性而发则不善。非因所行之得失，而后有善不善之分也。其余并已得之，而以颜子就性情上用工夫，发得尤为亲切。而程子曰：「心一也，有指体而言者，『寂然不动』是也；有指用而言者，『感而遂通』是也」。又曰：「自性之有形者谓之心，自性之有动者谓之情」。此论心、性、情三者为一处，更详玩之。

问：喜、爱、欲如何分？

三字有浅深，喜方见于颜色，爱则心中好之，然未有取之之意，欲则贪意直注于彼，心欲拿将来矣。

问程子论「七情」，与孟子「四端」之情不同。

情只是心之发，子思只说个喜、怒、哀、乐四者，到《礼运》详而为七情，又就上生来，爱自喜上生，欲又自爱上生。程子只是申明此说尔。若展转相生不已，虽什伯千万而无算者，如《大学》所谓忿懥、恐惧、好乐、忧患，所谓亲爱、贱恶、畏敬、哀矜、敖惰之类是也。岂但七者而已哉！若孟子论四端之情，乃专指其由仁义礼智之性而发者，其言各有所当，不必相比较也。然七情之类，亦未尝不由性而发。大抵心统性情，其未发则性也，心之体也；其已发则情也，心之用也。情发于心而根于性，虽古人诸说详略之不同，亦未尝不相为流通，而发之有中节不中节，则又系乎所养如何尔。

问横渠说当知三月不违与日月至焉而外宾主之辨。

知只是一知，只有浅深、真与未真尔。横渠说，亦只是平说，而浅深皆用得，不必过求，不必泥着，亦随人用力，旋旋加进。如内外、宾主之辨，初学便当知此，然天理、人欲相为胜负之几，最未易判也。若到天理决然常在内而为主，人欲决然不随之追逐于外而为宾，非真知而足目俱到者，不能到此田地，则主势日伸，宾势日屈，其进进日不能止。过此方如车轮运转不停，非是放下全不用力，前头限量不由我，非吾力所能料。虽欲辍不用力而力自不能辍矣。此即日进无疆地位也。然此等皆学者所未到之理，非可以臆度想像而识，须临境而后知味也。

问：程子说：心广体胖，这里着乐字不得。延平以明道吟风弄月为初见濂溪时事。

心广体胖地位高，自是乐之发散，有自然安泰气象，人见其为乐而自不知其为乐也，如何更着得「乐」字？明道见濂溪吟风弄月以归，虽云胸中快乐，有自得之意，然未免有形迹。若邻于乍见者，未能恬然以为家常茶饭底事，延平疑其为初见时事也。

问程子说：为人欲见知于人，谢氏说：利为适己自便，南轩说：有所为。三者不同。君子、小人儒章。

欲见知于人，便是求自利便。便己而后为之便，是有所为。程、谢、张说，更相发明，初无异旨。

问「生理本直」段。

只是秉彝中许多道理，本甚坦直，何尝有一毫峣曲迂折？如自孩童便知爱亲是直，妻子具而孝衰则不直矣；长便知敬兄是直，紾兄臂而夺之食则不直矣；见孺子入井便怵惕恻隐是直，纳交要誉恶其声则不直矣；见牛觳觫而不忍是直，以羊易之则不直矣。又广而推之，至于君臣之当有义，夫妇之当有别，居处之当恭，执事之当敬，与人之当忠，理本甚直；若沈湎淫佚，若钻穴踰墙，若箕踞傲惰，若相倾相诈，则非其直矣。似此等类，皆可见。

问程子以「先获如利仁是也」段。

先难后获，本文为事而发。若程子「利仁」之说，乃于言外发。此以警学者心术之微，在学者虽以利仁之为笃，而亦当知利仁之为非。所谓地位，亦未易定其优劣也。

问齐鲁一变章，《集注》谓施为缓急之序。

恐只是变齐之习至鲁在所急，而变鲁之习至道在所缓。以霸俗贵扫除之亟，而王道须浃洽之深故也。

问「博学于文，约之以礼」段。

博文是所以穷理，约礼是约此理于吾身而已。

问杨氏辨「高明所以处己，中庸所以处人」之说。

或人之说固失矣，杨氏辨之虽得，而所以主意亦未能无失也。大抵皆是不得本文之义。本文所谓极高明者，是言存心处无私欲之累，故恁地高明。所谓道中庸者，是言处事处无过不及之差，皆由乎中庸而已。今彼主意皆以理论，则是理有二致矣，而可乎？

问「己欲立而立人」章，《集注》谓状仁之体。

仁者之心，廓然大公，无所不爱。其体自如此，非姑指其交物处为然也，但不可偏靠此为言尔。

问程子谓「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」。

程子之说，亦只是言其与物为一、而无所不爱之意。然专靠此为言，则穷大而失其本，当于此处观天理所以流行无间之体，则仁可识矣。

间程子「手足痿痹为不仁」段。

仁只是天理生生之全体，故仁者之心，浑然天理。生生不息者，其本体也，视物为一，而无所不爱者，其用也。夫子所答以己及人，公乎天理流行无间者，正是指言其体，而用在其中矣。程子《集注》所发明，皆是不外此意。

问「默而识之」段。

不言而存诸心，谓口虽不言，而历历记在心也。

问「依于仁」段。

仁非万理之总名，所以该贯万理，而为之总会也。依仁则此心全体不昧，而是理之在我者，有所总会而主宰之矣。

问「志道」「据德」章。

初学须循四者之序而不可乱，到成德后，日用间四通八达，穿穴玲珑，方有更相为用处。

问「用之则行」段。

此章文义固然，然其主意，大体更须看圣人道全德备其具在我，颜子体道几于圣人，亦有其具，故用舍行藏，独与夫子能之。在他人，则假使遇明王圣主之用，亦无可行而舍之，亦无可藏矣。

问「乐亦在其中」段。

若欲知乐之实味，须到万理明彻，私欲净尽后，胸中洒然无纤毫窒碍，而无入不自得处，方庶几其有以得之矣。

问「乐在其中」与「不改其乐」有浅深。

乐在其中与不改其乐，诚有间，但程子于此，却用「不改」字，主意全别，其添一「能」字，而又系之「疏食饮水」之下者，是虽疏食饮水，亦不能改圣人之乐。便见本然浑成之乐，元不曾动。比之颜子「不改」系之「回也」之下，是回不为箪瓢陋巷所改，语意轻重，自不同矣。

问「子所雅言」章，说性与天道夫子不言。

性与天道，非圣人绝口全不言之，但以此理玄奥，未易遽知，非教人之所先耳。其与学力到、地位高者，亦未尝不一二言以发之。如语子贡以「天何言」，及赞《易》以一阴一阳、继善成性、乾道变化、各正性命之类，但不如日用切近等事常言之尔。其曰「不可得闻」者，亦姑言其大概如此。而在学者默而识之，亦非是全用不言而解，亦须略凭圣人一二言为之法，然后从而准则，以演而伸之，触类而长之尔。

问「子不语怪」章，论鬼神造化之迹。

造化之迹，只是天地间造化之显然可见处，莫非阴阳二气之所为。来说大概近之而未广，更详之，到无所不通处为善。

问「桓魋其如予何」段。

曰「天生德于予」，亦其至圣之实所不容掩处。曰「桓魋其如予何」，乃圣人极断制以理，虽临患难，而每自必如此，无复顾虑也。

问：「二三子以我为隐」章，论道果有隐显之？否。

如性与天道，是深隐高远处；日用人事，是浅近卑显处。然深隐高远之理，实流行乎浅近卑显之中；而浅近卑显之事，实根原于深隐高远之处。其分不同，而其理则一而已。由其理之一，所以夫子无行而不与二三子，作止语默无非教也。由其分之殊，故学者当循序而渐进，不可躐等而顿造也。

问「子以四教」章。

须知学文所以穷理，修行所以体是理于身，而存忠信，又所以萃是理于心者也。

问程子曰「一心之谓诚，尽心之谓忠」，「一心」与「尽心」何别？

一心是终始无间断之意，尽心是自尽于中无隐之谓。一心是自然，尽心是着力。诚以理言，忠以心言；诚以天道言，忠以人道言；诚以圣人言，忠以学者事言。在圣人之诚，则天道也；在圣人之忠，则诚之发也。在学者之诚，则本然之理也；在学者之忠，则近于诚矣。

问：程子曰：忠信以人言之，要之则实理也。文公《语录》曰：以人言之，则为忠信；不以人言之，则只是个实理。如诚者天之道，则只是个实理，惟天下至诚，便是以人言之也。

五性之信，是即仁义礼智，皆实有而无妄之谓。此理之总名，程子所谓「实理」者此也。其见于用，则发己而自尽者谓之忠，循物而无违者谓之信。是以人工夫得名。程子所谓「以人言之」者此也。文公所引诚说，亦正如此。

问「圣人者，神明不测」之号。

圣与神无甚分别，合而言之，只一套事；分而言之，神只是圣之不可知，非于圣人之上，又别有一等神人也。所谓神明不测者，自其底蕴言之，则渊而不可测；自其施为言之，则妙而不可测。不可以偏看也。

问「我欲仁」章。

据一时言，只「我欲仁」一念之兴，此心便在，此仁便当时即此而在矣。此圣人示人亲切直截、简洁明快处，自足以起人欢欣爱慕，亹亹不厌之心。

问「丘也幸，苟有过」章。

吴氏之说，甚善甚稳，甚精甚密，最发得圣人盛德酬酢从容中节之意，更不容贬剥，宜详玩之。

问程子谓「巫马期以告孔子，孔子只得不答」。

程子之意，以孔子既不可自谓讳君之恶，又不可以娶同姓为知礼，自受以为己过，又恐彰君之恶，只可不答而已。然以吴氏之说通之，其受以为过也，亦不正言其所以过，初若不知孟子之事者，是则彼此俱无妨碍。非惟程子之所疑者不足疑，抑以见圣人盛德之言，随触而应，自然从容中节，而不失乎人情事理之宜，真可为万世法矣！

问「温而厉，威而不猛」，以气禀言；「恭而安」，以气习言。

此皆圣人盛德充溢，睟面盎背，自然之容，岂复可见气禀、气习之所以然？而何可以是论？

问泰伯父死不赴，断发文身。

此乃变中之正，不可以常论。盖不如是，则无以绝君国之念，而成其让矣。

问「动容貌」章「动」「正」「出」三字。

若以三字作重看，为用力处，则「正」字可通，而「动」「出」二字非其例也。若作轻看，则又有行信脚动、话信口出之弊。今只得平看，其用工不在三字上，而在三者之时。

问「所贵乎道者三」，《集注》新旧说。

「斯」字犹「必」字意，据曾子，此章主意不在「斯」字上，最重在「贵」字上。动容貌，以能远暴慢为贵；正颜色，以能近信为贵；出辞气，以能远鄙倍为贵。其意止此而已。程子及门人发明究极三者之所以然，则有平时涵养之功，有临事持守之力。以平时涵养而言，则工夫在上三句之前，而下三句乃其效验处。「斯」字犹「绥之斯来」之「斯」，谓其必能如此也。以临事持守而言，则工夫在上三句之时，而归宿在下三句，「斯」字犹「闻斯行之」之「斯」，谓其必要如此也。是二义皆曾子意之所未及。《集注》旧本以为修身之验，非庄敬诚实、涵养有素者不能，则申程门平时涵养之说也。改本以为修身之要，学者所当操存、省察，而不可有造次颠沛之违，则申程门临事持守之说也。今考之平时涵养之说，虽有根原，然却在三言之外起意，其工夫全在日前，而目下则疏阔，有任其自尔，如前所谓信脚动、信口出之弊，不若改本工夫缜密亲切，既可以包平日涵养在内，又从目今临事，以至于将死一息未绝之前，皆无有顷刻之违。其所谓操存，则在上三句；所谓省察，则在下三句。本末不偏，终始兼贯，其义为长。却皆在曾子三言之中起意，于曾子正意不相悖，所以《集注》如此改定，而程子、尹氏之发明有味，不可废，亦必系之于其后也。

问「以能问不能」章。

理义无穷，如何尽得？颜子汲汲下问，惟恐其有一理之不获而已，如何敢有必其尽之之心？若有必其尽之之心，则是自为之限，而学不能以日新矣。犯而不校，亦非只见理在，而不见其有犯我者，不专是所存之广大也。

问「可以托六尺之孤」三句。

三句谓之君子者，乃有学以成其才德者之事。周公固不待说，孔明正可当此。若子孟辈，只是资禀来厚朴实头能镇压，故做得赢尔，他无可恃也。

问程子曰：弘而不毅则无规矩而难立，毅而不弘则隘陋无以居之。

二句亦明白不难晓，如柳下惠是弘底人，其流失之不恭，则无规矩而难立；然惠却不以三公易其介，是弘而能毅也。伯夷是毅底人，其流失之隘，则是隘陋而无以居之；然夷却不念旧恶，是毅而能弘也。弘而能毅，则和而不流，而有规矩矣。毅而能弘，则中立而不倚，而有以居之矣。

问「民可使由之」章，理之当然与其所以然。

理之当然，如父慈子孝之类，亦是大纲。说其纤悉曲折，乃是中间慈孝节目。如《内则》许多事件之类，皆日用常行当然底，非谓其所以然者。所以然，乃根原来历，是性命之本处。

问「学如不及」章。

此章大意，说为学用工如此之急，程子不得放过。又接此发明恐失之意，才放过，待明日便缓便失了，非是常持此二句之心，不得放过也。

问「唯尧则之」章，尹氏说。

尹氏说，当与前合作一意看，无为而成，是大里面事；准则之以治天下，亦是德里面事。